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，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孔子之言，历经千年，今日道来，仍然振聋发聩。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石，所以作为五经之首、大道之源的《易经》尤其注
“孚”，诚也，信也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，有二十五卦言“孚”，有“孚”字40处，其中上经13处，下经27处。如第五卦《需》卦辞“有孚光，亨，贞吉，利涉大川”，狩猎以需，需要彼此间有诚信，团结合作，战胜困难，而且狩猎以需，需要结盟增加力量，而结盟更需要诚信，否则哪有可能结盟，就是结盟也是各怀鬼胎，起不到盟友之间真诚相帮的作用。第六卦《讼》卦辞“有孚，窒惕，中吉，终凶，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”，诉讼之时，亦应有诚信，才利于去见王公贵族，团结内部力量，以赢得诉讼之胜。第八卦《比》初六爻辞“有孚，比之，无咎；有孚，盈缶，终来有它吉”，要亲比，彼此必须有诚心，如果有诚心如瓦罐美酒满盈，最终会有亲附，可见周公对诚信的看重。第九卦《小蓄》六四爻辞“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”，诚信才可以避免受到伤害。《小蓄》九五爻辞“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”，以诚信建立联系，富而影响到它的近邻，这样才可以逐渐小蓄力量，慢慢得以强大。第十一卦《泰》，必有“孚”，有“孚”方“泰”也，“勿恤有孚，于食有福”。第十七卦《随》，随必有孚也，为人臣必忠信随于君也。第二十卦《观》卦乃讲武王孟津之誓，观诸侯反应，因此必讲有“孚”，亦观诸侯之“孚”也；第二十九卦《坎》，坎为险，居险之时，有“孚”方可脱险也。
下经自第三十四卦《大壮》始，《大壮》虽讲战争，然战争必齐心协力，故言“征凶，有孚”；接着《晋》卦（第三十五卦）亦讲战争策略，康侯蕃马，王母鼓士气，战争策略是不用讲诚信的，故曰“罔孚”；第三十七卦《家人》卦，治家之时，需讲诚信，才能有威信，有威严，否则，对家人不讲诚信，没有信用，谁会信任你呢，家人之间失去信任，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所以周公对治家，强调诚信，才能“威如”，虽然可能一时不为家人理解，可最终一定能够理解的。第三十八卦《睽》卦，彼此以诚信相交，才化解了危险冲突，最终“厉无咎”，故“睽”亦有“孚”。第四十卦《解》，有“孚”方可“解”也；第四十一卦《损》，损上必有孚，方为臣下服；第四十二卦《益》亦如《损》也；第四十三卦《夬》，下决心岂能无“孚”？第四十四卦《姤》，姤，遇也，无“孚”岂能相遇？第四十五卦《萃》，萃，聚也，相聚必诚，故“萃”必有孚；第四十六卦《升》，升而南征，众志诚志，岂能无“孚”？第四十八《井》卦，有孚方可治国以修井田也；第四十九《革》卦，革必有“孚”方能成功也；第五十五卦《丰》卦虽言战争，可必须有“孚”，以凝聚人心，故《丰》六二“丰其蔀，日中见斗，往得疑疾，有孚发若，吉”；第五十九卦《涣》卦言天下涣散之时，君王必要大刀阔斧，要有魄力，“涣其群”而为“涣有丘”，因而不用言“孚”；第六十一卦《中孚》自然有孚也；第六十四卦《未济》，天下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故有“孚”也。《未济》作为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，三提“有孚”，其意深远，圣人对后世之诫，几微致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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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之重要，不仅《周易》崇尚，古之圣贤莫不重之，舜命禹伐三苗时，三旬苗仍逆命，最后亦是以诚感动三苗来服。
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因虽为鲁国曹刿（guì）之逼，然听从管子之劝，信守承诺，以几百里土地而让天下人皆知桓公之诚信，最终得以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亦注重诚信，使其逐渐成就霸业。如民未知信之时，重耳伐原以示之信，对此《左传》载其言曰“信，国之宝也。”以信得民心，以信得军心，以信救饥，文公而霸，不亦宜乎？
《管子》云“非诚贾不得食于贾，非诚工不得食于工，非诚农不得食于农，非信士不得立于朝。”“临事不信于民者，则不可使任大官。”
《礼记．儒行》：“儒有不宝金玉，而忠信以为宝。”
《礼记．大学》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又云“《诗》云：”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！”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与国人交止于信。”其说和《周易》尚“诚信之孚”一脉相承。
《中庸》云“自诚明，谓之性。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。明则诚矣。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着，着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休。祸福将至：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”其《易》之“孚诚”之谓乎？
《荀子》曰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，致诚则无它事矣。惟仁之为守，惟义之为行。诚心守仁则形，形则神，神则能化矣。诚心行义则理，理则明，明则能变矣。变化代兴，谓之天德。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，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，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。夫此有常，以至其诚者也。君子至德，嘿然而喻，未施而亲，不怒而威：夫此顺命，以慎其独者也。善之为道者，不诚则不独，不独则不形，不形则虽作于心，见于色，出于言，民犹若未从也；虽从必疑。天地为大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物；圣人为知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民；父子为亲矣，不诚则疏；君上为尊矣，不诚则卑。夫诚者，君子之所守也，而政事之本也，唯所居以其类至。”
《吕氏春秋》亦云“君臣不信，则百姓诽谤，社稷不宁；处官不信，则少不畏长，贵贱相轻；赏罚不信，则民易犯法，不可使令；交友兴主，则离散郁怨，不能相亲；百工不信，则器械苦伪，丹漆染色不贞。夫可与为始，可与为终，可与尊通，可与卑穷者，其唯信乎！信而又信，重袭于身，乃通于天。以此治人，则膏雨甘露降矣，寒暑四时当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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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石公《兵家三略》亦云“將无还令，赏罚必信，如天如地，乃可御人”。
国君之诚信，有时事关国家安危。晚唐之时，因唐德宗赏赐未兑现于将兵而致“泾师之变”，故《新唐书．陆贽传》载陆贽劝谏唐德宗曰“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，又有惧溺而自沈者，其为防患，不亦过哉！愿陛下鉴之，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。臣闻人之所助在信，信之所本在诚。一不诚，心莫之保；一不信，言莫之行。故圣人重焉。传曰：”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”物者事也，言不诚即无所事矣。匹夫不诚，无复有事，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，而可不诚于人乎？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，臣窃非之。孔子曰：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，可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。所谓民者，至愚而神。夫蚩蚩之伦，或昏或鄙，此似于愚也。然上之得失靡不辨，好恶靡不知，所秘靡不传，所为靡不效。驭以智则诈，示以疑则偷；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，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。上行则下从之，上施则下报之，若景附形，若响应声。故曰：”惟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”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，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，必绐而不信矣。今方镇有不诚于国，陛下兴师伐之；臣有不信于上，陛下下令诛之。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，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。故诚与信不可斯须去己。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，恐非所以为悔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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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爱莲说》之作者、宋代易学大家周敦颐亦对“诚”有精辟的论述，其《通书》云：“诚者，圣人之本。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诚之源也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诚斯立焉，纯粹至善者也。故曰：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元亨，诚之通；利贞，诚之复。大哉《易》也，性命之源乎！圣，诚而已矣。诚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也。静无而动有，至正而明达也。五常百行，非诚非也，邪暗塞也，故诚则无事矣。至易而行难，果而确，无难焉。故曰：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诚无为，几善恶，德爱曰仁，宜曰义，理曰礼，通曰智，守曰信；性焉安焉之谓圣，复焉执焉之谓贤，发微不可见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。寂然不动者，诚也；感而遂通者，神也；动而未形、有无之间者，几也。诚精故明，神应故妙，几微故幽。诚、神、几，曰圣人”。
司马光之《资治通鉴》亦曰：“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，民保于信。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邻，善为国者不欺其民，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：欺其邻国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离心，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，所获不能补其所亡，岂不哀哉！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，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，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，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。此四君者，道非粹白，而商君尤称刻薄，又处战攻之世，天下趋于诈力，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，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！”
《忍经》所谓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，尾生以死信而得名，解扬以承信而释劫。范张不爽约于鸡黍，魏侯不失信于田猎。”与《易》之注重诚信，其意一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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