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统论命首论财官，盖人生不过名利二字也。名利即是官与财。对于官本位的中国，官尤其重要。然而社会的变迁与发展，改革开放以前仍然重官（政治挂帅），现在则是拜金主义流行，算命当以财星为重也。再往后，则文化（印）、宗教（偏印）、科技（伤）、艺术（食）、军事（杀）、民选（比劫）无不重要也。此所以八字算命随时代而改变也。
又同时代，八字也有不同看法。在官本位的中国，官星为重，官重则生印，所以中国最重视文化知识灌输式教育（印星特质），官重制劫，中国人不喜张扬自己的个性（比肩劫财特质）。官星为重，所以最忌伤官，因为伤官表示批评政府、上访、创新、标新立异、恃才傲物等，这与国体意识大不符也。印克伤官，即灌输式教育导致创造能力下降，我国的学子们学业负担比西方国家重许多，西方的孩子没有家庭作业，小学甚至没有课本，上学犹同玩耍，所以中国学子知识多智力少，西方学子知识少，智力多。此所以我国鲜有科技发明，诺贝尔不来光顾我国也！
而在欧美国家，由于该地域没有了官本位的意识，而伤官星得以发挥。伤官星代表了议会和国会对政府的建议与批评，可以匡正国家执政的失误，使国家与国民免遭大的损失；又伤官代表科学技术，所以欧美科技发达。伤官生财，科技产生财富也，故经济发达。于是西方出现了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的格局。
此所以八字算命随地域而改变也。以人为例，台湾当代学者李敖先生八字中（乙亥、己卯、辛亥、壬辰）伤官星旺，其人是标准的伤官性格：生平以抨击政府嬉笑怒骂为己任。在1990年前，台湾尚有党禁，故李敖数次入狱。90年以后其骂政府声频未减而未遭祸，实为台湾民主故也。如若其在大陆，早进秦城矣。
食神星主艺术，于经济落后地区无所大用，普通百姓八字见食神星，不过善于美食、爱打扮臭美也。而在欧洲诸国如威尼斯等地，八字见食神星者则大都有较高之音乐修养也，其多沉醉于文艺复兴大师之交响乐也！
偏印星主宗教，在我国，八字见偏印星者多被人认为是异类古董，而在海外多为人人尊敬的宗教人士。
战争年代，杀星得用，英雄遂有用武之地。温瑞安与毛泽东八字略同，皆杀格用印，毛于战争年代，杀为人民战争，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为一代帝王，而温瑞安于和平年代，只得在纸面上杀杀杀也——遂成一代武侠小说天王也！
同一时代，同一国家，八字相同也有命运不同者。其有风水原因在，亦有家族风气教育在，还有能量守恒的原因。清代吴炽昌《客窗闲话》载： “天下之大，每日万生万死。帝皇夭寿之日，岂无同者？昔明太祖密谕各布政，确搜与同八字之人（即与明太祖朱元璋八字一样的人）。乃进三人：一僧、一俗、一市侩。帝以问刘青田（刘伯温），亦无以对。故曰命理之微，圣人罕见之。” 又据记载，朱元璋当皇帝后深恐和自己同一生辰的人来夺他位子，想把这些人抓起来杀掉，后来抓到一个养蜂老人（可能就是上面说的“一俗”），朱元璋感到不解，就亲自审问。一问才知老人养了十三箱蜂，相当于他管了十三省布政司的税收。原来老人只是养蜂的皇帝，于是放心了，不再抓人。
文章写至此，有客存疑问之：若是官本位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，云何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？为何古代中国的GDP总值长期占全世界30%左右，与今之美国类同？
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，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。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，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。罗伯特·坦普尔在李约瑟博士指导下，于1986年出版了《中国――发现和发明的国度》一书，以简明通俗的文字介绍了中国的一百个“世界第一”。书中写道： “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，各项奖金的得主，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。”
然而，从17世纪中叶之后，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，跌入窘境。据有关资料，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，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，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％以上，而到了19世纪，剧降为只占0．4％。
我们只要对东西方历史略有了解，此疑问便可豁然开朗。西方国家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恰是黑暗的中世纪，当是时也，罗马教皇建立了教皇国，教会统治非常严厉，并且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，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，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，学校教育也都是为了服务于神学。在教皇格高列里一世（590年~604年）时期，古罗马图书馆也被付之一炬。此一千年文化思想之专制远倍于中国也。
而中世纪的中国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并行于世，唐朝引进基督景教，又延请穆斯林入住繁华都市。文化教育方面，私学与官学并进，而道家与佛家之学从来为掌权者支持，其文化宗教之自由远倍于西方诸国也。由是中国国民之伤官发挥远远大于西方也。此所以中世纪的中国之科技成果百倍于西方也。
而当中世纪以后，西方先是伤官配印式之文艺复兴，而后则是激烈的伤官之启蒙运动，经历300年的进化，到19世纪西方已经成熟为民主自由之国度。
而在中国，中世纪后，明朝政府始兴文字狱，专制统治步步加强，到19世纪之清代，文字狱更甚矣。于是伤官之气被彻底压制，从17世纪中叶之后，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，跌入窘境，而到了19世纪，科技成果所占比例剧降为0．4％。
客听之，恍然释疑而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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